吴怀东│《月夜》与思妇诗的“夺胎换骨”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1期，总第143期。
吴怀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论：元稹论杜的启示
在杜甫身后，最早评价杜诗的樊晃就称颂杜诗继承了《诗经》“大雅”传统且是“当今一人而已”（《杜工部小集序》）。杜甫去世不到半世纪，元稹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请为杜甫撰写墓志铭，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专门的评述——这也是至今所见最早比较深入地对杜甫诗学进行论证、阐释的文字，元稹突出强调杜甫诗歌创作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前人诗歌经验系统的学习和借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这个评价后来成为宋代秦观提出的杜诗、韩文“集大成”（《韩愈论》）说法的思想来源。确实，杜甫生活在盛唐诗歌高度繁荣之后，他带着仰慕的态度进入诗坛，他留下了大量赞美同时代诗人以及论述诗歌创作经验的诗句，更留下了表明他自觉学习古人创作经验的诗句——这是杜甫与盛唐其他诗人颇为不同之处，如“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等，《戏为六绝句》就是他虚心学习态度的集中陈述：“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其五）“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其六）当然，杜甫的真正成就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通过继承、借鉴以掌握诗歌艺术的秘密，进而推陈出新，反映自己的生活感受，最终形成了“沉郁顿挫”（《进雕赋表》）的独特风格，并因此“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深刻地影响了中唐以后诗歌。因此，我们研究杜甫诗歌的特色，必须引进诗史运动的视角，关注杜甫的推陈与出新的内在关联。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进潼关，杜甫带着妻小逃难到鄜州（今陕西富县），寄居羌村。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杜甫便于八月离家北上延州（今延安），企图赶到灵武，为平叛效力。但是，此时叛军势力已膨胀到鄜州以北，杜甫启程不久，就被安史叛军捕获，被押解到沦陷后的长安。杜甫在中秋之夜望月思家，创作了《月夜》这篇名作。杜甫行动被限制于长安，在中秋之夜思念妻子儿女却不直说，而说妻子忆念自己。清代以来的学者归纳这种艺术构思为“对面着笔”（清·许印芳），并高度赞美这种手法，王嗣奭分析得颇为全面：“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之不能思，又进一层。须溪云：‘愈缓愈悲。’是也。‘云鬟’‘玉臂’，语丽而情更悲。至于‘双照’可以自慰矣，而仍带‘泪痕’说，与泊船悲喜，惊定拭泪同。皆至情也。孟子言穷民无告，盖人处苦难，若有亲人讲话，犹可过日；若寡妇无夫，苦向谁说？今闺中看月者，儿女尚小，虽与言父在长安，全然不解，有夫而与无夫同，其苦可胜道耶？月本伤神，而偏说到‘香雾’‘清辉’，‘香雾’与‘云鬟’相宜，而无奈其‘湿’也；‘清辉’与‘玉臂’相映，而不胜其‘寒’也。以看之久也，月似可快而实苦也。至他日相会，并倚虚幌，香雾、清辉，不减于今，然追思今日苦，亦必先坠泪而后干，虽乐而不能忘其苦也。然不厌于久看矣。意亦两层，描写情事曲尽。”（《杜臆》卷二）学者们对此有很多发挥，赞美有加，如清代学者李调元云：“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自应说闺中之忆长安，却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此借叶衬花也。总之，古人善用反笔，善用傍笔，故有伏笔，有起笔，有淡笔，有浓笔。”（《雨村诗话》二卷本卷下）对此，刘学锴先生说：“读这首诗，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将诗人发于自然的深挚感情解为刻意追求用意与笔法的深曲；二是将诗人的感情神圣化，不敢面对诗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绮思柔情。不走出这两个误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真实的杜甫。”“这是一首在战乱年代的大背景下，身处沦陷区的诗人在京城长安对月思家的诗。题为‘月夜’，这月便是诗中所有情绪的触发物和寄托物。但诗的一开头却似完全撇开身处长安，对月思家这层诗人原就存在的感情意绪，而直书‘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于是便有了种种‘从对面写来’一类的分析。其实，诗人这样写，完全是长安对月时自然产生的联想。”刘学锴先生否定了前人片面强调此诗的写法是杜甫刻意追求的结果这一故神其说，这确是卓见，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否认杜甫在创作时的有意借鉴。当然，我们既要关注杜甫对既有诗歌经验和基本体式、规范的继承，更要关注杜甫的推陈出新与创造性发展。
《月夜》是生活的苦难意外成就的一篇名作，既反映了杜甫关注家庭、关心亲人的思想情感特点，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对这首诗的内容和特点，虽然前人已有过一些基本相近的认识，不过，并不深入，有些误解即由此产生。本文力图还原杜甫创作的诗学情景，尝试从诗歌源流和诗体学的角度分析此诗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创造特点。
二、《月夜》的“对面着笔”与思妇诗的代言体
清代学者许印芳已经注意到《月夜》诗的借鉴与渊源：“《三百篇》为始祖，少陵此等诗从《陟岵》篇化出。对面着笔，不言我思家人，却言家人思我；又不直言思我，反言小儿女不解思我，而思我者苦衷已在言外。”《诗经·魏风·陟岵》诗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此诗表达了行役士兵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悲伤心理。服役在外思念亲人，亲人当然也思念从军在外的亲人，二者相权，显然在家里的亲人更担心在外的亲人，因为服役在外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月夜》固然是“对面着笔”，主题却是表现男女相思和夫妻之情，因此，杜甫创作当有着更直接的渊源，简言之，杜甫此诗借鉴了中古思妇诗这一创作基本体式与经验，同时，还借鉴了相关的闺怨诗、宫怨诗乃至宫体诗等诗歌创作技法与经验。
表现思妇感情的诗歌起源甚早，《吕氏春秋·音初篇》就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简短的“候人兮猗”四个字，表达了涂山之女对外出治水大禹的无限思念。《诗经》中表现女性情感的诗歌很多，呈现了未受文明压抑的女性的朴素面貌和热烈情感，充满了无限的生气和活力，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鄘风·载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邶风·柏舟》：“我心匪鉴，不可以茹……威仪棣棣，不可选也！”《邶风·雄雉》：“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最深情的还是《秦风·蒹葭》中主人公对爱恋对象的深情追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不过，从写作上看，《诗经》中的这些诗歌还显得朴素。汉末是思妇诗的高产期，因为大量士子游学不归，留守空床的思妇便采用当时正在兴起的五言诗表达深沉的思念，如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对思妇的形象有了生动的刻画，女性更加温柔多情，感情的表达也更加细腻。如果说先秦和汉代的思妇诗还是女性的真情流露，自由抒发，到了魏晋南北朝文人诗出现后，文人开始介入思妇诗创作，大量代言体思妇诗出现了，思妇诗创作思想与艺术就得到进一步提升。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就是曹丕代拟的思妇诗：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鸧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
这两首诗没有出现男主人公，曹丕身为男性作家，设想一位思妇因为思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而在家坐卧不宁的情况，萧条的季节和皎洁的月色都足以撩起她的孤独之感和哀伤之情。曹丕《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题目直白地表明是代言体，其序曰：“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还于道中作诗。”王氏因为无子而遭刘勋休弃。诗以刘勋妻子的视角表现其心理感受：“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这种“出”妇现象当时比较普遍，王粲和曹植都写作了《出妇赋》，生动地刻画了她们的生活场景，表现了她们被休弃的悲惨命运，寄托了作者的同情。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出现的闺怨诗、宫体诗与思妇诗存在继承关系。梁代王僧孺《秋闺怨诗》云：
斜光隐西壁，暮雀上南枝。风来秋扇屏，月出夜灯吹。深心起百际，遥泪非一垂。徒劳妾辛苦，终言君不知。
魏晋时代一般游子思妇演变为贵族小姐——结婚或没结婚并不明确。而南朝民歌中大量的抒情主人公为女性的单相思显然也与魏晋思妇诗一脉相承，如著名的《西洲曲》：
这首诗呈现了一位深情的女性因思念对象而孤苦无依、百事无趣的行为与情感。
从文学传统来说，梁陈宫体诗也师承了魏晋思妇诗，因为作者是活动于宫廷中的萧纲等人，所以，他们创作的诗歌抒情主人公就不再是民间女性或一般贵族女性，而是他们最熟悉的上层贵族女性，尤其是宫廷中的女性。典型者如论者经常引用的萧纲《咏内人昼眠诗》：
《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诗》：
“宫体诗”特点鲜明，就是笔触直接描写女性身体，甚至男女欢爱的场面，用词华艳，格调不太高。
唐诗表现女性感情的诗歌仍然继承了前代思妇诗、闺怨诗乃至宫体诗的传统。如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长信秋词五首》（之三）：“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暂裴回。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他们都是代言体。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实也属于思妇诗，而且从这首诗的题目来看，显然属于梁陈宫体诗旧题，陈后主和隋炀帝都有同题诗作。但是，在初唐自觉反对南朝“艳诗”的背景下，如同闻一多所云，此诗实现了“宫体诗的自赎”而脱胎换骨，笔触不再着眼于女主人公的身体，而突出表现了她的唯美而深情的生活环境和情感世界。另外，我们注意到，唐代思妇诗在刻画女性生活环境时，总是习惯抓住月这个动情的因素和意象，因为月既是实际的环境，也是感情的触媒。
杜甫的《月夜》，直接表现的不是他本人的生活与感受，而是妻子思念丈夫的行动和情感，这显然正是传统思妇诗的基本体式——代言体。杜甫的妻子确实也是一位思妇，她在中秋月圆之夜对丈夫的深深思念，正如古往今来不论富贵贫贱的妻子一样：
因为赏月是中古流行的风俗，触景生情，在这月圆之夜，她情不自禁思念远方的丈夫。孩子难以理解妈妈的心思，只有她一人孤独地呆立在窗前，她不忍离开，她“望月”就是“怀远”，直到夜已深——夜寒雾重湿润了她的头发，温润的夜色更增添了她手臂的寒冷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中出现了艳丽之词“香雾云鬟”“清辉玉臂”。如元稹所言，杜甫“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出身于官宦之家，不过，由于长期颠沛流离，“四十九年而终”，可见她生前身体也不会太好。前一年，杜甫已经称呼妻子为“老妻”：“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年之后，她带着几个孩子，流落到鄜州，经济状况不可能很好。杜甫后来乘间逃离长安投奔唐肃宗，后因故触怒唐肃宗，被打发回家探亲，他撰写了长诗《北征》，其中有一段生动地刻画了他到家之后的场景：
从此诗可看到杜甫不在家时其夫人、孩子的实际生活状况，“妻子衣百结”“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而直到杜甫回家，才带回来一些化妆品——“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真是无限心酸！由此可以判断，杜甫《月夜》诗，写妻子“香雾云鬟”“清辉玉臂”，显然纯是想象之词。从写作手法的角度看，此前宫体诗对女性身体的美化描写无疑对杜甫有着启发作用。
所以，从基本的体式看，《月夜》来自思妇诗是没有疑问的。
三、思妇诗与“寄内”诗的融铸
我们固然要注意到杜甫的继承，更应该看到杜甫的发展与创造。从形式可见，既往的思妇诗都是古体，而杜甫的《月夜》却为形式谨严的五律。
第一，《月夜》与既往的思妇诗、闺怨诗、宫体诗的不同也是极其明显的：虽然都是代言体，但后者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与作者没有亲情或者夫妻关系，而《月夜》里面的抒情主人公却是作者杜甫的妻子；其他作者是代其他女性抒情，而杜甫则是代妻子抒情。代别人妻子抒情，固然有表达同情之意，但毕竟自己难以感同身受。可见，传统的思妇诗已演变为杜甫的亲情诗了。
唐代诗人中并不是没有表达夫妻亲情的诗歌，据孙绍振教授统计，检索《全唐诗》，以“寄内”为题的诗有12首，却都不是代言体。崔融《塞上寄内》诗云：“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春风若可寄，暂为绕兰闺。”苏颋《春晚紫微省直寄内》诗云：“直省清华接建章，向来无事日犹长。花间燕子栖鳷鹊，竹下鹓雏绕凤皇。内史通宵承紫诰，中人落晚爱红妆。别离不惯无穷忆，莫误卿卿学太常。”李白有3首“寄内”诗，如《秋浦寄内》诗云：“我今寻阳去，辞家千里余。结荷倦水宿，却寄大雷书。虽不同辛苦，怆离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鱼。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江山虽道阻，意合不为殊。”《在浔阳非所寄内》诗云：“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南流夜郎寄内》诗云：“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中唐权德舆《发硖石路上却寄内》诗云：“莎栅东行五谷深，千峰万壑雨沈沈。细君几日路经此，应见悲翁相望心。”白居易《寄内》诗云：“条桑初绿即为别，柿叶半红犹未归。不如村妇知时节，解为田夫秋捣衣。”这些诗歌只着重于写诗人自己的生活，以通报给妻子，至于在自己离开后妻子的表现，却并不是他所关注的内容。
《月夜》的主题是寄内，但却借鉴了思妇诗的写法，体现出杜甫的创造：着重于表现妻子在丈夫离开后艰难的生活与寂寞的情感，表现了作为丈夫的作者对妻子的关心和同情，而不像以往的寄内诗只是向妻子通报信息。当杜甫将代言的对象由既往的他人妇变为自己的妻子，他的笔端便充满了真实的人间生活气息且包含更多真诚的怜爱之情、人之常情。
就前一方面说，此诗中出现了孩子的角色。“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孩子不理解妈妈对父亲的思念，但是，杜甫并未怪罪孩子，他反而觉得孩子更加可爱。中古诗歌中，孩子的出现并不多，因为中古士大夫积极入世，关心政治，家庭生活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而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和李商隐的《娇儿诗》却是比较罕见的。
就后一方面说，就是杜甫刻意美化妻子的那个细节描写。傅庚生先生曾说“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中“香雾”“玉臂”用词“倩丽”，可能是“后世的风流文士所窜改的”，应该是“薄雾（或白露）侵鬟湿，清辉入臂寒”。其实，如前引刘学锴先生所云，傅庚生先生正是将“诗人的感情神圣化，不敢面对诗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绮思柔情”。其实，杜甫这么写，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符合杜甫此刻的心理：创作这首诗时，杜甫并不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他只是在一个充满诗意的夜晚想象自己妻子美丽的形象，所以，他对妻子的适当美化完全符合当时的氛围，符合世俗夫妻之情的正常逻辑。不仅如此，杜甫将妻子想象得如此艳丽，还有着更深刻的目的：妻子夜深不眠，既是表现她在战争背景下对丈夫生命安危的深深担忧（在当时兵荒马乱之际，她也许并不知道杜甫此时已被安史叛军捕获到长安），也是希望丈夫在这个美妙的月夜意外平安归来，赶回来和自己一起欣赏这皎洁的月光。而为了迎接丈夫的归来，她采取了所有忠贞、善良、美丽的女性都会采取的行为——倾其所有，打扮自己，将自己的美丽展示给归来的丈夫，准备给丈夫一个意外的惊喜。换言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不仅写其貌，更是写其神——她的心理、精神和品格。在《月夜》中，杜甫的妻子确实是一位娴静、优雅的女性：孩子不理解她，她没有生气；她的动作也不多，只是静静地独坐在窗边，仰望着一轮圆月，也忧心忡忡地眺望着黑暗的远方——那是丈夫归来的方向。事实上，杜甫全部诗歌中有关妻子的诗歌竟然多到二十多首，可见杜甫与妻子的感情非常深厚。这位杨氏夫人确实与杜甫患难与共，是一位真诚、体贴、贤惠的贤妻良母。《羌村》诗就写到杜甫意外归来，其妻子的表现是“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可见她对杜甫非常关心。后来，杜甫一家寄居于成都草堂，妻子杨氏与杜甫相濡以沫：“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
杜甫这一类诗如果勉强加以命名，那就是杜甫风格的亲情诗，这在盛唐诗人中极其突出，甚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很醒目。日本学者笕久美子就说：“杜甫的这些诗篇之所以在今天仍能深深地打动我们，就在于他情感中将妻子所置的位置与人不同。我们透过其诗可自然感受到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无缘的，其夫妻感情是真切而牢固的。”
第二，即使借鉴传统思妇诗代言体的写法，即古代学者所谓“对面着笔”，亦绝非对传统形式的简单继承，而是体现了杜甫的表达目的与情感逻辑。对其具体内容，霍松林先生有过深刻的分析：
杜甫对妻子见月伤心的想象，对妻子美丽的想象，其实都是杜甫体贴人情的结果。杜甫被安史叛军拘禁于长安，显然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是，他却不焦虑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担心因为自己不在家里陪伴，导致妻子孤独、忧心，由此可见杜甫为人的忘我、无私，对亲人的体贴、温厚。换言之，对于杜甫而言，所谓“对面着笔”并非一个简单的表达技巧，而完全是出于其感情的自然逻辑。
古代很多学者认为杜甫此诗“对面着笔”作为一种艺术构思，和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李商隐《夜雨寄北》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对于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这样的杰出诗人而言，即使是技巧，也是来自感情表达的需要，感情的表达需要是第一位的。刘学锴先生的话深刻地揭示了杜甫为人与写诗艺术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将诗人发于自然的深挚感情解为刻意追求用意与笔法的深曲”是对杜甫的严重误读。可见，这首诗确实有艺术借鉴，更重要的是杜甫基于生活感受表达的需要而发展了既有的艺术经验。杜甫写作此诗应该说是有参照的，但是，绝非单纯的艺术构思文体，换言之，艺术技巧的创新来自作者的感情和感情表达的需要。
四、余论：重新认识“夺胎换骨”
如同历来的文学史家都指出的，诗歌发展到盛唐这个最具有“诗性”的时代而达到极盛，名家辈出，风起云涌，气象万千，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远比我们今天的想象更为丰富、复杂，也因此形成了创作的思维定势。在此情况下，初入诗坛的杜甫确实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影响的焦虑”，杜甫因此而形成了与同时代诗人大不相同的自觉而强烈的诗歌理论意识。但是，杜甫具有出众天资且依靠“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的支撑，他善于总结诗歌写作规则，自觉地学习并消化了前人的艺术经验。这些艺术经验，在题材、体裁之下集中体现为诗歌体式的基本规则，在已有的各种诗歌体式中，我们都能看到杜甫将其消化得炉火纯青，比如山水诗、乐府诗以及思妇诗等，而对思妇诗的理解也不例外。
艾略特在其名作《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接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前辈诗人”“不朽的地方”到了伟大的诗人那里，其实只是他的“营养”，已经化作他的血肉，化作他的创造。杜甫基于安史之乱这一意外生活事件的强烈刺激，在接受传统的同时也发展着传统。一场意外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安史之乱，最终导致大唐王朝盛极而衰，也导致了盛唐诗歌的剧变，诗坛中心人物发生了代际革命。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生死劫难，实现了由诗坛边缘走向中心，由追随、模仿走向创新、创造的华丽转身。《月夜》就是这一转折的思想与艺术上都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此诗展示了因为安史之乱所激起的时代思想主题的变化——从追求浪漫理想到俯视人间、悲天悯人，体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人间情怀，历来被视作杜甫亲情诗的代表作。同时，从诗歌体式和艺术角度观察，杜甫借鉴了思妇诗传统却通过融汇新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趣味而实现脱胎换骨——由思妇诗转变为亲情诗。历来的学者都强调，在艺术性层面，杜甫是一个“规则”诗人——不像李白之诗充满了奇情异想。其实，杜甫何尝不是一个勇敢突破规则的诗人呢？《月夜》诗既有着明显的继承，更显示了伟大的创新与创造。
其实，杜甫的创造方式正如黄庭坚所归纳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法。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惠洪《冷斋夜话》（卷一）引用黄庭坚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对此，莫砺锋先生解释说：“除了生民之初以外，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其前一个时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诚然，生活之树是长青的，生活所提供的创作源泉是变化无穷的。但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有‘巨大的稳固性’的”，也就必然导致文学的继承性，不过，这种继承只是作为表现自己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后人大多只从继承性这一方面解读黄庭坚的卓见，显然是一种误读，其实，黄庭坚的说法正揭示了杜甫诗歌创作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本质特点。
陈庭史 张叉│陶潜、李白、杜甫与越南文学 ——陈庭史教授访谈录